燕郊楼市最新消息 房价腰斩下的燕郊究竟何去何从

燕郊楼市最新消息 房价腰斩下的燕郊究竟何去何从
  至诚财经网(www.zhicheng.com)11月29日讯

  2018年,燕郊房价“腰斩”。

  燕郊在北京正东,它的行政单位是“镇”,隶属于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。从国贸开车一路向东30公里,过了潮白河大桥便是。进入燕郊,双向六车道的102国道两边,售楼门店一个挨一个,被称为“售楼一条街”。

  过去十年里,这里每新开一个楼盘,就如同小镇里驶来一列火车,从其他城市过来的数千号人,一股脑被搬运到这里。“原先开一次盘涨价三五百元,到了2016年一涨就是五六千。那也疯抢,跟抢大白菜似的,只剩朝北的了,买,马上订!”这是售楼一条街上人们的共同记忆,百度百科在2016年更新了燕郊人口的数据——120万,比十年前的10倍还多。

燕郊楼市最新消息

  如今抢房子的事情已不复存在,街两边的门店冷清下来,但售楼一条街依然连接着燕郊和北京。

  这里是32岁的房产经纪许明朗北京梦开始的地方;是65岁的北京老人俞大维最终的归宿;35岁的外资公司职员田宁已经在燕郊生活六年,和许多燕郊刚需族一样,清晨向西黄昏向东;55岁的东北下岗职工王梅,寄希望于投机燕郊房市的涨跌以换取更好的生活。

  他们的人生原本没有交叉的可能,但楼盘价格走势图上起起伏伏的曲线,让他们在燕郊共同沉浮。

  过山车式的翻滚

  10月24日下午,售楼一条街不止一家挂上环形锁,门上的玻璃灰蒙蒙的,屋里地上还有曾经摆放的桌椅落下的灰尘印。

  许明朗在这里卖了三年房子。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,扫到客户的“京”字车牌,心里猜到七八分,“来看行情的”。一部手机拿在手里,里面能接通不少人。最厉害的是一张嘴,不管刚需的、投资的还是炒房的,都能从这里听到他的“毕生绝学”。

  他指着墙上三居室的户型图介绍,“客厅和两间卧室都朝阳,我们叫’三阳开泰’,均价在1万2500到1万3200之间。”靠这张嘴,许明朗依然是楼市严冬下的“金牌”销售。

  但两年前,许明朗接待客户从不聊闲天,连嘴上的客气都省了,“你买不买?不买就卖给别人了。” 他到路边吃大排档,有人见他一身西装系领带就凑过来问,“你手里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了?还有吗?”

  那时35000元开盘的房子现在18000元没人买,许明朗说,燕郊房价半年前就已经“腰斩”了,“不是不想买,是买不了,你没有本地户口。”

  燕郊现在的政策是,非本地户口的购房者,要提供三年及以上社保或纳税证明才能买房。目前在售的新楼盘只有两个,许明朗和街上大多数销售一样,改卖隔壁县大厂的房子。大厂也有限购令,但开发商的策略是,先和购房者签合同交易,三年后购房者拿着完税证明再正式办过户手续。街上几乎人人都知道,“这么操作不规范,但现在统一都这么卖的,不然更没人买了。”

  四天前的早晨,65岁的北京老人俞大维乘坐公交车816路从售楼一条街经过。拉活的司机嘴里叼着烟卷,在车站上逢人就招呼,“到北京的,走吗?”

  老俞顶着灰白的头发,坐在混合着肉夹馍和煎饼味儿的车厢里,看着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们,一手抓着扶杆随车摇晃,一手端着手机,齐刷刷地低着头盯着看。过潮白河大桥掏出身份证接受进京检查的一刻,他嘀咕,“咱也成了外地人”。

  两年前他搬到燕郊,房子也经历了过山车式的翻滚,但他并不关心,涨到多少也是住,跌了还得住。他和年轻的刚需族一样往返于北京和燕郊之间,每天80公里,到儿子家照看刚出生的小孙女生活。

  儿子家在东二环内的一座老居民楼里,这原本是老俞的房子,儿子结婚,他把房子腾了出来。家里没人,老俞进了屋门就擦起地。儿子请过小时工,一小时40块,他觉得不值,让儿子别再花钱。

  同一天下午,55岁的王梅在燕郊的小区里张罗着卖房。一瞅见中介带人过来看房,她隔着老远就问:“租还是买?要几居的?” 中介走到她身前悄声问:“你那套还是卖90呗?” 她含糊地应了几声,最后说,“相中了再细谈吧”。她两年前花110万买的公寓,现在想卖92万到95万,还是没人买。

  王梅住在首尔甜城,这个小区因临近规划中的高速公路和地铁站,最贵的住宅开盘时曾抛出将近4万元的单价。公寓北边的高速路今年7月28日正式连通北京,开车10分钟就到东六环。可住公寓的大多没车,从小区走到最近的去北京的公交站得走20分钟。规划中的地铁22号线,在燕郊段也没看到动工的影子。

  10月末的售楼一条街上,发传单的大爷背着手,传单捏在手里卷成一个卷儿,凑在街边的小摊子上看人打斗地主。每月拉20个客人进店的指标他还没完成,1500块钱的工资他估摸着拿不着了,不紧不慢地溜达,“现在没人买房,早都不是2012年的好时候了。”

  潮白河东岸的“疯狂”

  2012年,是售楼一条街热闹起来的年份。

  大爷发传单拉一批客人进店,待够20分钟再留个手机号,就能赚100块。每月拉四五十批不成问题,成交了还有提成,月入七八千。像许明朗这样的金牌房产销售,年收入四五十万的不在少数。

  但许明朗没赶上。他那时还没到北京打工,在山东老家的一家企业上班,工作是卖煤,“跟爷似的,根本不用出去找客户,价格合适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”。可是,这份不用求人的工作他越干越没意思,挣三四千块钱的死工资,单位效益一天不如一天,26岁的许明朗既没房,也没车。

  2012年从年中到年末,北京二手房均价从24000元涨到3万元,而一河之隔的燕郊,新房平均价格仅在八九千元,售楼传单上打出广告——“北京给不了你们,在燕郊都能给你!”

  买房送户口的政策吸引了很多“北漂”,30岁的田宁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在北京一家外资汽车公司做技术培训师,正准备结婚。第一次到燕郊看房他开着黄色奇瑞QQ,一下高速路,传单像纸飞机一样扑面而来,往车窗里塞,往后视镜缝里别。

  他和女友相恋9年,在北京漂了7年,频繁地在月租1000以内的合租屋换地方住,从北三环搬到北五环。买房时,他优先考虑了东北六环外的顺义,两人的钱够买一套80平的。到燕郊看房发现能买120平,他想了想,选择了燕郊的大房子。

  7月下旬的一天,田宁到新买的房子边上咨询租房的事,想搬过来适应适应。下午四五点钟忽然下起大雨,十分钟的功夫,朋友家门前的燕顺路积起好几厘米的水。停在燕顺路两边的车,有不少淹没在这场洪灾里。那次之后,他才知道这条路的排水系统出了名的差,赶紧给自家车办了涉水险。

  《南方周末》曾刊文提到“两个燕郊”。“一个燕郊壮志凌云,朝着国际化都市高歌猛进,万人小区林立,高密度楼盘与新兴的商业圈以十余倍的面积包围了旧有的镇中心。而另一个燕郊被困在小镇旧有的脆弱躯壳里,被开发殆尽的土地上,公共设施严重滞后。”

  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来燕郊买房的热情。越来越多的“北漂”涌向燕郊,在早出晚归的路途上,盼望着北京地铁有朝一日修到潮白河东岸。媒体人何枫在2013年初搬到燕郊,房管局的小窗口让他印象深刻。办事员盖戳的手快速地一起一落,“啪”一声按到纸上,递出去又接进来一张,“啪”又盖一个戳,不知道每天盖多少个。

  开发商把燕郊形容为“北京的后花园”,他认为这个描述不准确,准确的描述是“北漂的容身之地”。在他看来,潮白河隔开了两种不同的生活,“听起来残酷,但很现实”。

  那时候,60岁的老俞还住在故宫后墙外五百米远的一个居民楼里,吃完饭一遛弯儿,就进景山东门,横穿出去,又进北海西门。北三环的二哥,南三环的五弟,谁家有点事他骑个自行车过去照应一番,抽几根中南海,再喝两盅二锅头,56度的,低度数的不喝。

  从国企食品厂退休后,朋友帮他找了份“肥差”,在家门口的国家文物局盯监控,上一天休两天,除退休工资外每月还多挣两千。老年合唱团里,他是手风琴伴奏,一到星期天就背着琴上景山。

  这把琴跟了他40年。1982年夏天,他跟着启蒙老师去一个音乐教授家看二手琴。教授拉了一首匈牙利舞曲《查尔达什》,黑色风箱一拉开,手指头在黑白键上跳跃。380块,俞大维下了“血本”,那会儿他一个月才挣40来块钱。

  他在皇城根脚下生活了大半辈子,从没想过会离开北京,离开出生长大的地方。

  刚需与投机

  2016年,老俞的儿子要结婚了,娶个北京姑娘。北京全城房价进入4万元时代,老俞家的东二环内,房价也涨到87000元一平。

  老俞和妻子盘了盘家底,选择在40公里外的燕郊买套二手房。在燕郊,像老俞这样从城区搬过去的北京人并不是孤例。问起他们为什么搬到河北,“我城里有房,这不是儿子结婚给占上了么?”

  搬家之后,除了买菜老俞几乎不出门。他住23楼,小区里三天两头停电检修,他担心电梯停运,下楼就上不去了。而且他也不想出门,“摩的”在大街上蹿来蹿去,他觉得“乱乱哄哄”;邻居一个也不认识。老俞宽慰自己,儿女要独立就得分开住,“住一块儿,那矛盾多了去了。”

  同一年,因为“北京机会多”,许明朗离开山东老家,到北京打工。

  他在东四环一家公司做销售,从卖煤的变成卖电梯的,工资涨到4500元,赶上有提成的月份能赚15000元。

  2015年2月,他在燕郊买了人生第一套房子。77平的两居室9500元一平,他犹豫再三才买。妻子从一开始就不同意,毕竟老家的房子才卖5800元,还带精装修。许明朗手里只有4万,找亲戚朋友七拼八凑,才交上首付21万。

  那年夏天,通州被正式赋予“北京城市副中心”的定位。和通州相邻的燕郊,售楼处里换了地图,通州CBD代替国贸CBD,成为新的坐标原点,燕郊看上去离“中心”更近了。仅半年,许明朗的小区价格涨到15000元一平,他发现燕郊还有升值空间,就把工作辞了,不卖电梯改卖房子。到2016年末,他所在的小区新盘卖到25000元一平。

  燕郊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谈论房价,连老俞这样对房价迟钝的人,一天听一点,慢慢也感知到,燕郊的疯狂时代可能要来了。

  许明朗卖房子挣着钱了也买房,大厂一套,香河一套,“干我们这行没有不倒腾房子的,就靠这个挣钱。”看楼盘的时候四周都是玉米地,他心里发慌,将近1万的房子,“虽然挨着北京,可它不是北京。”

  2016年底,规划中的地铁22号线办了开工奠基仪式。王梅打算在临近地铁站的首尔甜城买一套40年产权的公寓。随女儿进京后没过多久,她在燕郊上上城五期买了一套房,每平米3850元。这个小区号称“河北最高密度楼盘”,63栋楼里容纳了2万多户,将近7万人。

  之后,她在东南五环边的建材市场炸油条做烧饼,除了供女儿读研,攒下一点钱就交首付买房。

  房价飞涨的时候,燕郊出现很多投机者。他们的钱在北京不够交首付,冒着政策打压的风险,到燕郊的楼市“押房”。他们是购房主力,也助长了房价的持久升势。

  她算了一笔账:17500元一平,总价110万。她手里有套房卖95万,老家的房子卖掉20万,正好够买。她完成了交易,但不管买的还是卖的,两套房都只签了买卖协议,没有办正式网签,因为“房本没办下来”。

  “看上去有四套房,现在哪套都不是我的”

  在价格一天一涨的2017年初春,许明朗不敢再买房了。他经手过单价3万元的交易,看到很多人把钱投进去,“不是觉得房价不高,而是相信还能更高”。

  2017年6月2日,廊坊地区正式限制外地人购房,交满三年社保才能买。许明朗心里彻底凉了,售楼大街一夜之间冷清下来。

  2018年初,许明朗的小区最贵的房子从35000元跌回17000元。燕郊房价从疯涨到暴跌,只用了不到两年。

  新政出台后,王梅的算盘落空。买她房子的小夫妻是外地户口,三年后才能办贷款,尾款拿不出。她的资金链断了,没有钱支付新买的公寓,房主让她卖房抵债。她不想卖,跟邻居抱怨:“我说三年后人家把钱给我,我再给他(上任房主),他不答应,还要起诉我。”

  王梅的邻居说,她不是头一次听说这种事,“燕郊房产交易不规范的地方多,纠纷多,限购之后房价直线下降,有人签了合同又不想买了,闹上法庭的不少。”

  王梅还有两套房,用其中一套抵押贷出来的钱交了另一套的首付。邻居被她嘴里一连串的数字绕晕了,“哟,你是不是房虫儿啊你?”

  “你不倒腾,拿啥买房呀?” 王梅想把这些小房卖了,合一起再买个大房。她曾经是黑龙江佳木斯水泥厂的统计员,90年代下岗,退休工资每月1830块。现在,她在小区里开了个家政公司,有人打电话过来找饭馆端菜的杂工,她报价一小时30元,对方砍到15元。工作日的中午,她去一个孕妇家里做饭,做一顿60元。这些构成了她日常生计的来源。

  她盼着解决自己的三角债务,“看上去有四套房,显得挺富有,实际你说哪套是我的?哪套都不是我的现在。”

  有“房虫”也在高点买了燕郊的房子,29000元一平。和王梅不一样,他没觉得自己是受害者,“亏了也无所谓,我北京有4套房子,海外还有几套,其他二线有10多套,不在乎这一套两套的。现在房子3000元租出去,也挺好的啊。” 若不是因为限购没资格,他还想趁现在低价再买。

  老俞一点都不关心限不限购,他关心的是另一件事。孙女出生了,城里的月嫂每月15000元,育儿嫂1万。请了几个月后老俞和亲家商量,“请不起了,咱自己来吧。” 两家老人轮流照顾孩子,两周一换,他的生活轨迹又一次改变。

  早上6点出门,路上花上两小时到儿子家。晚上7点半从儿子家出来,赶8点40分的816路末班车回燕郊,到家10点。妻子夜里要哄孩子在城里住下,换下来的脏衣服老俞背回去。60平米的屋子,小三口的衣服已经晾满了,没地方晾他们的。

  他跟儿子商量,想把孙女接到燕郊来方便照顾。商量的结果是,燕郊条件不如城里,儿子儿媳要是住过来上下班也太远,“得,他们不跑,那我们跑吧。”

  踏实活着

  10月24日清晨5点半,潮白河东岸的楼群零星亮起灯光,睡城逐渐苏醒。一阵风过来,公交车站上衣衫单薄的人跺起双脚。

  田宁要到三里屯上班,6点35出门。大巴车来了,他上车找了个座位,打开微信扫一扫头顶的二维码付车票钱,坐着10块,站着7块。潮白河大桥上他等了15分钟,所有车在这里排队过进京检查站。他无聊地打开淘宝,商品图片却刷不出来,网络信号因两省交界突然变弱。

  这是田宁来北京的第13个年头。大巴车换公交405路,是最近研究出来的一条“舒适路线”。成本比公交车高,但公交车站站停,还总关不上车门,车里的喊“别上了等下一辆吧”,挂在门上的偏不下去。他在人堆里站着,双肩包背在胸前,用来扛住忽然而至的外力。

  到公司刷卡时已经9点5分,历经2个半小时,他还是迟到了。他手里拎着两个香菇包子,一杯豆浆,钻进三里屯的写字楼。

  前一阵积分落户的政策下来,田宁的同事填写了申请表格,他没有填,“6000个名额是给人才的,我不算人才。”他现在的房贷还是每月2000元,和六年前一样。再过三个月,田宁也要当爸爸了,他打算把孩子的户口落在燕郊。这种状态,让他剐蹭到一种幸福感,“踏实活着”。

  许明朗的很多同事转行了,他没转。

  三年里,他积攒下不少客户,有些人被他发展成“下线”,楼市回归平静后帮他介绍新的客源。不过房子的确不好卖了,许明朗把客户们送出售楼中心经常是下午三点,错过午饭时间,他就在建筑工地边上的路边摊扒拉一口饭吃。

  今年5月份,许明朗买了第四套房子,他判断这个时间正是低点,拿出30万投资。妻子年初生了对双胞胎,两个儿子的奶粉钱和每月8000元的房贷,是他在楼市寒冬里硬生生扛着的动力。

  白天他在售楼大厅里讲政策,“二胎全面放开之后,不流行两居室了姐。” 晚上回去孩子睡了,他到国外网站上看政策。10月7日央行宣布降准1%,他翻出美国副总统彭斯前一天演讲的全文稿,挑和中国有关的研读,试图寻找市场信号背后的蛛丝马迹。

  “三年后,第一批交社保的人和到通州工作的人,会让这儿再热闹起来。”他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,“北京市政府过来大概能带动150万人,去掉100万有房有资质的,剩下这50万怎么办?既要服务于北京,还不能脱离到北京。河那边六七万,河这边两三万,你买哪个?”

  他不后悔到北京来。如果不来,他现在是一边卖煤,一边还房贷,“我现在有四套房,在燕郊我算中产,回老家我是土豪,在北京,我啥也不是。”

  老俞依然往返于北京和燕郊之间,从每天一次变成每周一次,“天天跑,真跑不动了”。

  他觉得燕郊没有刚来时那么乱了。菜比城里新鲜便宜,京秦高速开通后,进城也没有那么堵了。晚上,高楼里灯火闪烁的,显得比城里还热闹些。

  又到星期天。景山外面的老胡同里,偶尔几辆红顶子三轮车穿行在青瓦灰砖之间,蹬车师傅哪儿的口音都有:“这里是皇帝选妃子的地方。现在,我们可以免费参观。” 老俞坐在歌友中间,Do、Mi、Mi,So、Mi、Mi,手风琴声响起,苏联诗人阿·邱尔金写的词唱出来:“在遥远的地方……”

  搬到燕郊后,他的手风琴没地方放,思来想去,最终只能把琴搁在景山附近的一个超市里,平日里没法练琴,就靠每礼拜天摸一摸,找找手感。

  “早了!” 琴突然停了,老俞说歌友拍子不准,“这儿空一拍才进啊!” 第二次,他被歌声围住,脸上红扑扑的,身体跟着节拍微微摇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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